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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市场的2020印象

艺术展讯 发布于: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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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 苏轼 墨竹卷 手卷 绘画28×63cm 题跋28×540cm

北京保利拍卖2020秋季拍卖会中以1.219亿成交


2020年,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突如其来,中西实体交通几乎断绝,更多地只能依靠线上,依托于虚拟空间。各类博览会、艺博会、交流会不得不推迟,而“春拍”则与“秋拍”合流。当然,也是在今年,一些秘藏已久的古书画,重新回归到公众的视野中,不仅带来了新观点、新视野及新方法,特别推动了艺术史某些细节的再思考,成为重构艺术史的重要“推手”。

吴彬《十面灵璧图》:

赏石文化的当代阐释

《十面灵璧图》(10月18日,北京保利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中吴彬《十面灵璧图卷》含佣金成交价5.129亿元人民币,斩获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成交纪录之桂冠)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明星文物”,不仅拥有诸多国外博物馆的展览纪录以及至少12次古代权威著录,是明代宫廷画家吴彬的代表作品。取材于米万钟所藏“非非石”,从不同视角,多角度地描绘同一对象。这里的奇石,不再是罗汉图中的背景,而是性格独特的主体,从色彩、纹理到天然形成的痕迹,都历历在目。高居翰在《不朽的林泉》中提出“吴彬突破了传统绘画表现山石和挥笔运墨的常规,将所绘之物逼真地呈现在观者面前,像肖像画一样具有唯一性”。实质上是在克服中国绘画在空间表现上的局限。既蕴藉写实主义的传统,又参以几何原理、音律节奏、五行之说,可谓是晚明那个“疯癫时代”的一种写照。

保利艺术博物馆为此件展品,特别推出吴彬《十面灵璧图》特展,期间还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以印制精良为胜。其实,这次展览还是一次跨时代、跨媒材的“跨界”对话,与吴彬对话,与古人对话,与材料对话,通过展览把“十面灵璧图”做成了一个当代艺术史的“事件”,并被赋予事件秩序和意义,与近期上海博物馆“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等奇石类展览,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南北辉映。

苏轼、文同《墨竹卷》:

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再现

时值紫禁城建成600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故宫博物馆特别推出“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展览作为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实际上与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出版物、公益活动、影视作品等,形成了交错纵横的“苏轼叙事”。

苏轼是个传奇的人物,他是文学史上的巨匠,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他是书法史上的名家,黄庭坚赞其“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论作画,同样为世人所重,“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

苏轼、文同《墨竹卷》(12月5日,北京保利2020秋季拍卖会“仰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中文同、苏轼《墨竹卷》以1.219亿元高价成交)的再度现身,将苏轼的叙事推向新的高潮。作品纯以墨写,或疏或落,或焦或淡,“画意”皆在笔意中。雨梢晴叶各殊态,挥洒位置分纤秾。既体现出胸中磊落,不随俗低昂,又展现出一种忠义之气,临大节而不可夺。

苏轼作为宋代文人的一个“标杆”,早已成为事涉政治背景、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的真实再现,而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如此卷题跋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现存最早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公文纸背文献的代表

对王安石的评价,千年来多有变化,或被视为“唐宋八大家”,或是祸国殃民,或是浩然正气,更有列宁对其“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高度评价。在其去世后,其门生、长孙、曾孙等先后数次编撰其遗文。其中,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12月2日,永乐2020全球首拍中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以2.6335亿元成交,这一价格创造了宋版书的最高价纪录,同时也是世界最贵古籍善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收录王安石诗文共计2281篇,全帙100卷,上海博物馆藏72卷。今年“惊现”的卷17、卷18、卷20,刚好可补卷帙之缺。

其实,更令人惊叹的是此数卷诗文乃以宋人书简及公牍印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提出:“官方公函和私函能够形成一种互动,正是发现这批公文纸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又回到了公文书札的问题。无论是纸张、书籍,还是手札,乃至书画,都是一种文献,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只是内容,或呈现方式,在不同的视域中各有所重,其本身则是重构历史叙述的基础。

任仁发《五王醉酒归》:

元代绘画的真实样貌

蒙元时代的研究近几十年逐渐“火”起来,从国际的大环境到国内的新思潮,都倾向对这一时代的重新叙述。元代绘画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画全集》即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为研究元代艺术史提供了详尽的文献学和图像学资料。

任仁发《五王醉归图》(10月8日,香港苏富比古代书画拍卖中任仁发《五王醉归图》以3.06551亿港币的高价由上海龙美术馆投得)其实是个有趣的案例。陈继儒在跋中认为作品是唐人遗墨。而另一佚名题跋,则指出“出自唐人手,未有确据。”将作品归于任仁发的名下。作品经元、明、清三代收藏,包括王麟郭、王永吉、梁清标、耿昭忠、耿嘉祚等,后入内府,并著录在《石渠宝笈》中。二十世纪前期,散落民间。或许是早期的题跋尽失,或许确实是数百年间几乎无人对其断代公开表态。这其中隐含的正是元代艺术史研究的断档。蒙元时代艺术之繁荣,或许并非如宋遗民所想,是坠入蛮荒的深渊,反倒是在很大程度开启了新时代的曙光,也为宋明之间书画的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思考期。

2020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书画作品,从董其昌、钱选、陈淳到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吴冠中等,只是古代遗墨少而又少,而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又那样渴望知道上一个五千年。故在此仅列举四件(组),以略备参照。至于后疫情时代的“发现”,亦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