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资讯中心 > 书画杂谈 > 书画故事 > 详情

苏轼雪堂:知我心忧,谓我何求,惟适然也

书画故事 发布于:2020-12-30

宋·夏圭《雪堂客话图》,28.2cm x 29.5cm,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

  元丰二年(公元 1079),苏轼离开江南湖州的鱼米之乡,前往湖北的黄州(今黄冈)任职,这一次,他因“乌台诗案”而仕途遭遇重大打击,朝廷给他黄州“团练副使”这讽刺可笑的芝麻绿豆官,远远地把他打发了。苏轼还曾下狱,在御史台狱中被关了四个月,对文人清高如他者,莫不是深深的羞辱。他身心悉皆疲惫不堪,托着一家老小二十来口,来到了这偏僻的乡下地方。前途茫茫,一切未卜。

  几经辗转,多番周折,他一度流离失所。且由于俸禄的骤减,他的日常饮食起居变得份外拮据,每日一家人开销不过百十钱。他起初寓居在定惠院内,和僧人们一道同吃同住,布衣蔬食,晨钟暮鼓,倒也乐得清净,这在他自述“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可见。无奈僧院房舍有限,哪容得他一家上下,于是,在友人的帮助下,他移居至黄州江边的临皋亭,“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 想味风义,以慰孤寂。”临皋亭相对宽敞了些许,但西晒却很严重,到了夏日暑热难当。

  出于临近江水的便利,苏轼时常一个人跑到江边,望着江水痴痴地发呆,或乘着一叶轻舟任自流,跟着江水的起伏随船飘荡,漂到哪就是哪。他当时的心情,或许就像这悠悠江水, 空茫一片,烟波泛起,似乎走到穷途而不知归路。想那晋代阮籍每每驾车驶到渺无人烟之末路,便要下车放声哭号,而苏轼当时人生低谷的境况,也差不多如斯。“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他的心境状态,可谓一度低迷不振。

  二

  在黄州过了度日如年的两岁,他的生活方迎来了些许转机。热心肠的友人马正卿帮他向都郡求情,总算求得原是军营废地的几十亩荒地,可供他重新开垦耕种,以资一家大小之口粮。苏轼躬耕其中,拿起锄头,成了一名每日汗滴禾下土的农夫。

  在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处在自己所属的阶层内,安分守己, 乐天知命。而原本作为士人阶层的苏轼及其父兄,世代都是出则为官为仕的读书人,他和弟弟苏辙同年进士及第,是当时轰动京城的美谈,弟弟苏辙后来更官至宰相,加上父亲苏洵, 一门“三苏”皆位列唐宋八大家。而苏轼正值壮年,此刻却耕种于黄州田地里。而他对这一切,却似乎处之泰然。在《东坡八首》中,“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可见,他对于耕种之事的熟稔,身体上的辛劳却使他的内心更加踏实安稳。除了为糊口所迫的清贫、对古人陶渊明耕于柴桑东篱的田园生活之向往,更出于他天然对世情的洞察与接纳,使得他逐渐从失落的困局中走出来,过起了“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的生活,从这时起,他彻底以“东坡”自嘲兼自居了。

  也是在这一年后的一月雪天,东坡先生在自家田地的一片高岗上,手把手建起了他的“雪堂”。

  东坡先生在《雪堂记》中,这样写道:“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 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於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雪堂,建于鹅毛大雪纷飞之时,在一众邻里和上下亲友同心协力下,茅草为顶后方覆瓦, 刈草为席,草屋五间,勉强可容膝屈伸,作一固定居室。适逢冬日寒天冻地,雪天盖屋的艰辛可见一斑,但在诗人的眼中,却让飘飘大雪中的房舍有了份外殊胜、清凉的高洁。于是, 作为后世文人画创立者的苏轼,趁着快雪纷飞,在墙上奋笔疾书,不一会儿,在满室四壁之间,竟画出了雪的模样,也许是寥寥数笔,以形写神,也许借助墨色与留白的相间,那不可捉捕的白雪,竟然在他的小小穹庐里片片绽放……恰好又得苏轼的好友,亦是当时篆书名家的李元直手书“雪堂”二字,置于堂前,这风雅无比却又清简至极的草房,至此完工了。 东坡先生还在雪堂前后遍植树木花果,前有细柳,后有梅花,周围栽满墨竹,自凿一浚井,西侧还有一泓微泉。堂之下,则种有向山寺中大冶长老所乞得的桃花茶树(苏轼作有《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并写下“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的句子),委托友人巢谷从老家带回的元修菜,以及游定惠院过何家而乞得的丛橘,四周还环绕着稻麦、桑树、池塘, 好一派生气勃勃的田园景象。

  三

  在自叙《雪堂记》中,东坡先生以“苏子”和“客”二人的自问自答,巧妙地展开了他心中曾有的、关于天地宇宙和个人出入世的无限困顿与思索。

  “客”率先发问:“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天机浅,拘人也而嗜欲深。”散人,江湖散诞之人,前有唐代陆龟蒙“以舟载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江湖,号江湖散人”, 拘人则更次,一般世俗拘泥于琐事和困于日常、且甘于此者,可谓拘人。散人与拘人,前者放浪形骸,不被接纳,自愿逃遁于世俗行为规范之外,又或将一切得失毁誉、功名及自我都不放眼中,物我两忘,更接近于老庄的清静无为;而后者则困于人欲而不得超脱。

  “客”试问苏子,你是否是想要成为散人,却惶惶而不可得呢?也许是因为还没有掌握到成为散人的关键方法。但苏子却以寥寥一句反驳之:“予之于此,自以为藩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

  “客”则更进一步表示,苏子还没有真正从这世俗藩篱内解脱。所谓的“藩篱”,不是功名利禄的诱人,不是人伦道德的束缚,也不是这一间雪堂所营造的安居,“特智也尔”, 真正束缚人们的,是这狭小身躯之内、一颗心灵所能拥有的智慧,智慧的多寡,决定了人们是否能超越藩篱,不假外力,不依贫富,唯有智慧才决定人的高下。而这“雪堂”的固有居所,也许反而约束苏子灵性的滋长。恰如疾风过处,凹者陷而凸者去,凹凸之势乃天地之大势,岂非一己人力所能改变?苏子强于此高岗上建“雪堂”,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这空空洞洞、家徒四壁的陋室,也不过是徒增他人口中的笑柄。① 

  至此,苏子才终于将自己的心声发表,反被动为主动,其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 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四

  苏子以古之黄帝北游赤水,登昆仑而南望以寄情而适意为喻,表明“雪堂”之所在,摆脱了那些虚无缥缈的幻想,舍远而得近,使四海八荒的乐趣都能在苏子的眼底和心中泛起; 又能使诗人免于漂泊游荡、风餐露宿之疾苦,使他得以“适然”,适然者,没有身体发肤上的饥寒痛楚,也没有心灵上的煎熬与苦思冥想,既免于遭受当权局势下豪强的逼迫,又免于人在其位时,整日忧国忧民、居安思危、诚惶诚恐的饮冰忧心之苦。雪堂的功劳可谓大矣。 

  也正是在雪堂之上,东坡先生的一心得以释然。他接受了自己变成赤脚农人的身份,接受了遭朝廷贬斥的辱没,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心中远大理想和贫瘠现实的巨大差距,在出世入世之间、在老庄的逍遥和世俗拘人的庸碌之间,他找到了“中道”。厌膏粱者,不弃糟糠,衣文绣者,不愧布衣,凡事总是难在二者间尺度的把握。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完美的概念世界,是他的心灵归依处,而耕种于东坡之上,寓居于雪堂之侧,则是他身体的安歇处,也是他借以抵达仿若柏拉图“原形”世界的阶梯。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到最后,也就像东坡先生对于“雪堂”的寄望, 惟有一心适然而已,而心安之处,便是吾乡。正如苏子最后在《雪堂记》中所作之歌,歌声唱和曰:“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唯有在精神上,忘却世事机锋的复杂,无限趋近于高洁纯净的雪花,纷纷然飘落于红尘之世,却能生出一颗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