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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笔下的江南春

书画欣赏 发布于:2024-04-07

作者:王瑀来源:光明日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直以来,寻根祭祖、缅怀故人已成为国人谙熟的清明风俗。慎终追远,清明似乎总是萦绕着淡淡的哀伤。然而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又是进入春季以后的第五个节气。它不仅具有特别的文化意涵,更是一年之中春色最为撩人的时节。

  以“清明”为题,古人不仅吟咏诗篇,亦曾绘画留念。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清明上河图》。今天,“清明上河图”并不是一件具体的作品,而是一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概念。顾名思义,“清明上河图”往往表现春日河流两岸城镇与郊野的世貌风情,勾勒出现实与理想中清明时节的千姿百态。存世的“清明上河图”超过百件,看似大同小异,却又各不相同。国人最熟悉的,当属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但一直以来,对于此图所绘时节究竟是否为“清明”始终存在争议,当然,作为“清明上河图”概念与图式的起点,张择端的这件作品的确是极为重要的。到了明朝中后期,在苏州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仿照其构图样式的画作,由此形成了明代美术史上十分特殊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但与张择端画作在苏州地区的流传密不可分,更与当时苏州繁盛的书画交易与商品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大量的仿作,“清明上河图”化身千万,进而演化出新的模样。

  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画中“清明”的时节得以明确。不同于张择端在其画作中的模糊处理,明代中后期流行的《清明上河图》大都清晰地描绘出春天的季节特征。为了将春日山清水秀、桃红柳绿的美景贴切描绘,画家们甚至恢复起了更为古老的绘画传统,使用青绿设色技法来进行绘制。“清明上河图”真正成为描绘清明风光的画作。

  明代“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乃是江南春日的景色。更为精确地说,应是苏州城内外曼妙的春景。如何描绘江南的春天?这个问题自元代以来,伴随着画坛中心逐渐转移到苏州,越发引起江南画家们的关注。元末明初,无锡大画家倪瓒写下著名的《江南春》,其中“汀洲夜雨生芦笋,日出曈昽帘幕静。惊禽蹴破杏花烟,陌上东风吹鬓影”之语,以如画之笔勾勒出江南春意的盎然生机。而其最后一句“柳花入水化绿萍,风波浩荡心怔营”则假借春景,抒发文人内心的荡漾神思,实可谓借景抒怀,洋溢着“临春风,思浩荡”的愉悦。

  从明代弘治年起,直到崇祯年的大约一百年间,吴门画坛的艺术家们钟情于倪氏的词作,他们竞相倡和,乐此不疲。不仅有位列“明四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更有王宠、陆治、祝枝山、钱榖、文嘉、文彭、王穉登等文人画家参与其间。其中,文徵明更是有《江南春词意图》及《江南春图》数本传世,点明将词意与真意相合为画意。“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在一众江南画家的共同努力下,江南春日的诗画胜景被记录下来。文人散逸笔墨所描绘的江南春日,与绘制精美纤细的《清明上河图》一道,共同展现出清明时节江南独特的诗情画意。

  不同于文人画家,仇英虽名列文人画家“明四家”之列,却常被视作职业画家而受到歧视。事实上,仇英与文人画家们的关系颇为密切,并且深受文徵明的器重,这也使得他左右逢源,在看似充满“匠气”的青绿画法中注入了符合文人趣味的典雅之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恰是这一趣味的集中体现,同时它也是彼时“清明上河图”新样的代表,开启了苏城后来竞相绘制同类画作的先河。

  仇英《清明上河图》全卷长1045厘米,整体分为郊外、城镇与宫苑三重空间,又以前两部分最为精彩。这种空间布局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十分相似。尽管这三个画面空间的内容侧重不尽相同,但都着意点出“清明”的季节特征。

  卷首上部描绘开阔的湖面,画家以纤细柔软的笔触勾画出翻涌的春潮。不远处,两只帆船正缓缓驶来。画面下部为丘陵与近岸。从地貌上来看,此处所绘很像是苏州城南的太湖沿岸。画家以其所擅长的青绿技法,刻画此起彼伏的山丘,既点出春山之意,又以重彩给观者以视觉上的冲击。山脚下,群树为薄雾所缭绕。这里的表现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颇为相似。树林间,牧童于牛背横笛,将观众的视线引向画卷深处。一时间,悠扬的笛声仿佛穿透薄雾,回响于观众耳畔,一幅清明时节的江南春景,就这样徐徐展开。

  儿童是春天的使者,沐浴着春光所带来的欢乐。只见三个孩子正在青青草地上一道放飞纸鸢。他们一人手牵悬丝,另外两人则竞相追逐,雀跃欢呼。放风筝的活动在我国汉代就已出现,起初还具有军事用途,后来才逐渐演化为民俗娱乐。又因初春时节直到清明前后逐渐风向稳定,颇为适合放飞风筝,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清明节放纸鸢的传统。南宋人周密在他回忆临安旧日的《武林旧事》中,就曾记载过少年郎于春日在西湖断桥放风筝的故事。仇英在画中定格下孩子们欢快的瞬间,他们如此开心,竟连一旁的羊儿也深受感染,欢蹦起来。不远处的柳树下,两个孩子正用竹竿拍打着柳花。柳花其实就是柳絮,这种拍打柳花的活动又被称作“捉柳花”。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写下“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的名句。仇英亦曾将这一诗意描绘下来,绘成《捉柳花图》。图中三个小儿竞相追逐飘散的柳絮,姿态各异,令人观之忍俊不禁。同样的欢乐也流露于其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只见两个已经摘得柳花的孩子,正手舞足蹈地奔向画卷的深处。

  顺着他俩的身影,一场热闹的“春台戏”正在上演。在当时的江南,各路戏班沿着纵横密布的水网穿梭在村落城镇之间,为人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春台戏”是具有汉族农耕文明色彩的文化习俗。一元伊始,人们在田间地头搭起戏台,祈求一年的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场景。草木搭建的临时舞台上,一个老生演员与一个小丑正在演出。尽管具体的演出内容还有待研究,但从他们身后正在敲锣打鼓的乐队来看,应是十分热闹有趣的戏码,这一点从台下翘首以待、万众瞩目的景象亦不难推测。仔细观察观者们的身份,大都是贩夫走卒,这也是《清明上河图》自张择端以来所确立的传统——反映社会基层生活的现实。这种传统的背后,是市民文化的崛起。到了仇英的时代,高度发达的经济,促使苏州城孕育出繁荣的精神文明。

  戏台之后最引人瞩目的场景,当属一段迎亲的画面。这个场景应当受到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影响,但又呈现出明代苏州的特色。春日和煦,正是嫁娶的好日子。只见四名壮汉抬着花轿,前有乐队吹打开路,中间与队尾还有牵羊抬酒、高举嫁妆的人。热闹的队伍引得路人驻足,道旁的住户也开门观望。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住宅已是砖瓦结构,提示观众距离城镇越来越近了。

  附近的水田里,农夫们耕作正忙。两个农人有说有笑地踩着水车,灌溉着田地中不同的作物。与这些刚刚萌发的作物形成对比,田埂上已是桃红柳绿,孕育着春耕的希望。距离田地不远处,是一座寺庙。大殿中,三位妇人正在焚香祝祷。这个场景亦与“清明”主题相合。

  此后的画面,逐渐过渡到城镇空间。随着水面收窄,湖面转入运河,繁忙水道的景象映入观者眼帘。河道里货船帆樯涌动,河岸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似,仇英以一座虹桥横跨河道,不仅连接两岸,更将画中之景推向高潮。大桥上下,人头攒动,商铺林立,一切井然有序、和谐繁荣,不同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那漕船即将失控撞桥、众人惊慌失措的紧张与混乱。

  这正是仇英《清明上河图》的魅力。画家虽然继承了经典的图式,但却是“旧瓶装新酒”,为“清明上河图”注入了积极乐观的灵魂。这一点从虹桥以后入城的画面中更易察觉。相比于郊外单一而淳朴的娱乐,城内俨然一派更为欢乐的花花世界。琴坊、占卜、书肆等,无不散发出姑苏城的魅力。其中一处名为“武陵台榭”的建筑,分外惹人瞩目。楼阁上,三位文人正在欣赏歌舞。楼外的院子里,仕女们正在荡秋千。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清明风俗,唐代便已出现。元明清三代,甚至将清明节定为“秋千节”。特别是在皇宫园囿之中,每逢此时,都要安设秋千以供贵妇、宫女玩耍。

  市井的繁华、喧嚣与热闹,构成了仇英《清明上河图》的情感基调。在这清明时节的江南春光图卷中,有淡淡的哀伤,有盎然的春意,有勃勃的生机。

  (作者:王瑀,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