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季，中国嘉德香港将隆重呈现，董其昌《临诸家帖册》。此册为董氏晚岁之书，临颜、苏、黄、米、蔡，计十开。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中，被列为上等。此册书艺高超，炉火纯青。不仅反映了董其昌的书学观念，而且可以探讨收藏家的鉴藏观念。同时，此册曾是高士奇、张照等人的心爱之物，并经乾隆帝摩挲赏玩，也成为清宫收藏聚散的见证者。
崇祯五年（1632）一月，扬州江上，泊着一艘北上京师的客船。舟中七十七岁高龄的董其昌，被来客所持的《宝贤堂帖》引发了兴致。取“乌丝栏朝鲜笺”，临颜、苏、黄、米、蔡诸家。笔势飞行入化，虽一波一磔之征，无不入圣。那来客若仍在一旁，应当也忍不住啧啧赞叹，在这江南的隆冬，忽然有了“落花遍地”之感。
1673年，短短三十余年，时移世易。清代书法家沈荃，在翻阅是册时，兴奋地感叹道：“如大士化身，无不具神明之观！”他未曾记录是册当时为谁所藏，但在二十年后，高士奇成为了此册的拥有者，他不但工整地题跋，且并没有将此作进呈给钟爱董字的康熙帝，而是批注道：“永藏。真迹、神品。”
珍爱的藏品，成为了更为珍爱的孙女的陪嫁。从是册册尾娟秀的“奁廿三号”，和清人笔下同为高祥陪嫁的西溪别业，大抵可以想象，高家对于张照这位女婿的满意程度。
此册很有可能是由张照进呈给乾隆帝，时间当不会早于乾隆七年（1742）他复任刑部尚书前后。本册于《石渠宝笈•初编》中，被列为上等。乾隆帝钤盖石渠玺印，并养心殿的殿座章。还有“乾隆御赏之宝”“乾隆御览之宝”两个朱文方印较少见，是乾隆早年用印。后来他常用的是“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故可知此时的乾隆尚未固定“五玺”的钤盖方式。
晚清，此册自清宫流散后，入藏著名藏家吴普心之思学斋。逾半世纪消声匿迹。
今日有幸，能与诸君，再度一睹此“神明之观”。
Lot 616董其昌 1555-1636 临诸家帖册 册页十开 水墨纸本 钤印：宗伯学士、董氏玄宰 题识：广陵舟次，客有持《宝贤堂帖》见示，遂为临此。董其昌。题跋：1、沈荃题后纸：诸名家书皆尽态极妍，至思翁遂不觉有观止之叹。总縁天骨秀逸，造诣深至。如大士化身，无不具神明之观也。是在善鉴，岂曰阿私。癸丑（1673）仲春之朔，充斋荃力疾漫识。钤印：充斋 2、高士奇题后纸：此文敏公得意书，前后凡十纸八十一行。临诸家，各尽奥妙。有明一代书家自公出而尽掩，前人即元之松雪翁亦当退避三舍，所谓“山川灵气萃于笔端也”。康熙癸酉（1693年）十一月十日，书于简静斋，江村高士奇。钤印：高士奇印、柏堂3、高祥（？-1715）标注：奁廿三号。钤印：高祥鉴藏印：石渠宝笈、养心殿鉴藏宝、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肇锡余以嘉名、观雅（半印）、樵（半印）、松雪山房、袌瓮翁、清河郡记、高岱、高祥、得天、张长卿、思学斋鉴藏印、南通吴氏收藏书画印Dong QichangCALLIGRAPHY IN REGULAR AND RUNNING SCRIPT AFTER THE OLD MASTERSAlbum of ten double-leaves；ink on paperSigned Dong Qichang, with two artist seals. Colophons by Gao Shiqi and Shen Quan. With seven seal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one of the Jiaqing Emperor, and several additional seals.26.0×31.5 cm（每幅）估价 ESTIMATE：HKD 30,000,000-40,000,000 (10)
释 文
（一）肃宗答颜真卿云：卿之先人，德行优著，学精百氏，艺绝六书。频擢甲科，屡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邹枚。载笔春宫，道高徐阮。业载史臣，庆传令子。追存盛美，裒赠崇班，且旌善于义方，俾扬名于有后。
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
（二）秪益忧煎，惠及少米，实济艰勤。故令陈告也。右颜鲁公《借米帖》。阴寒，不审太保所苦已损为慰。病妻服药，要少鹿脯。惠及数片。《文殊赞》未获，望于簏中更检发也。寻驰谒。不次。右颜鲁公《鹿脯帖》。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
（三）画中。滩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逃名已谢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其昌仿颜鲁公《八关斋会帖》。柳十九仲矩自共城来，持太官米作饭食我。且言百泉之奇胜，劝我卜邻。此心飘然，
（四）已在太行之麓矣。十七日，东坡居士书。庭坚顿首。两辱垂顾，甚惠。放逐不齿，因废人事。不能奉诣，甚愧来辱之意。所须拙字，天凉意适，或能三二纸，门下生辄又取去。六十老人，五月挥汗，今（五）实不能办此，想聪明可照察也。承晚凉遂行，千万珍爱。象江皆亲旧，但盛暑非近笔研时，未能作书，见为道此意。齐君足下，庭坚顿首。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隣子。且吟
（六）白紵停绿水，长袖拂西爲君起。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玉颜满堂乐未终，馆娃日落歌吹濛。弦歌兴罢拂衣还，弃米何尝有俸钱。恩自大钧能遂物，
（七）只应访药是优贤。中岳外史米元章致爽轩书。黄帝以圣德治天下，景星现。其星如半月于中天。自晓没于南极。帝尧百兽舞，凤皇翔，廷生五色瑞
（八）芝。民之子，八九老人，击壤而歌之。帝舜，庆云现，寿星在弧南极。常以秋分之际现于景，春分之旦没于丁。天下承平，万姓乐业，四海晏清。
（九）十一月廿八日，襄顿首。别已经年，每疏驰问，但极瞻歧之怀。人至承书，窥揽辞意，益胜感著。夏，闻郡事清闲，总适神情，自有高趣，仰羡！仰羡！郊燔甫，近天气变寒，唯眠食受摄，副此远想，不具。
（十）襄再顿首。
著 录
1.《石渠宝笈初编·养心殿》，《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一册，第479、480页，上海书店，1988年版。
2. 高士奇《江村书画目》，第20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卷一，存素堂，1928年版。
《石渠宝笈》书影
说 明
1. 此册共十开，以“朝鲜笺”临颜、苏、黄、米、蔡诸家帖。书艺高绝，炉火纯青，应作于1632年春，董其昌北上京师，驻舟扬州之时。
2. 此册经高士奇、沈荃题鉴，高士奇于《江村书画目》中注称“永藏，真迹，神品”。后陪嫁高士奇孙女高祥，后或经高祥之夫张照进呈乾隆帝。收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中，定为上等。晚清自宫廷流散后，由藏家吴普心之思学斋收藏。
3. 沈荃（1624-1684），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顺治九年 （1652）探花，授编修，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卒谥文恪。学行醇洁，书法尤有名。他工书法，宗法米芾、董其昌，是康熙年间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
4. 高士奇（1645-1703），字澹人，号江村，谥文恪，清初文人，浙江钱塘县（今属杭州）人。祖居余姚（今浙江省余姚）。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赏识，官詹事府詹事，任“南书房行走”差使。康熙二十八年（1689），解职归里。高士奇备受康熙帝信任，康熙自言“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着有《春秋地名考》、《左传纪事本末》、《江村销夏录》等。
5. 张照（1691-1745），原名默，字得天，号泾南、天瓶居士，江南娄县人（今属上海市）人。清朝政治人物、书法家。史称其“性颖敏，博学多识，精通音律”，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康熙五十四年（1715）入直南书房。谥文敏。康熙五十年（1711），娶高士奇孙女高祥（？-1715）为妻。
6. 吴普心（1897-1987），号庭香，江苏南通人，富藏书画，其室名为思学斋，所藏书画常钤“南通吴氏收藏书画印”、“崇川吴氏”、“吴氏珍藏”、“吴庭香印”、“普心”、“思学斋”、“思学斋鉴藏印”等印。
董其昌临诸家书法册考释
文 / 于肃羽
董其昌行书《临诸家帖册》，前后共九段、十项内容。分别是：一、节录颜真卿《颜家庙碑》；二、颜真卿《借米帖》；三、颜真卿《鹿脯帖》；四、仿颜真卿《八关斋会帖》书高适《金城北楼》；五、苏轼《书赠柳仲矩帖》；六、黄庭坚《齐君帖》；七、李白《白纻辞》、米芾《杂咏》；八、米芾《祥瑞帖》；九、蔡襄《郊燔帖》。据册后董其昌自署“广陵舟次，客有持《宝贤堂帖》见示，遂为临此”，可知其书写原由乃朋友持《宝贤堂帖》见示。又钤印有“宗伯学士”白文方印，此印乃其晚年所常用。天启三年（1623）董其昌因《光宗实录》修成，进礼部右侍郎，才能称“宗伯”。崇祯四年（1631）冬，董其昌受召掌詹事府事。次年（1632）春，董其昌北上京师，一月途经扬州。如《董华亭书画录·仿董北苑笔意》款署“壬申正月十九日”，舟次宝应，已在扬州北部。故此册应该书于此日之前，驻舟扬州的时候。其后，于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夏乞休致仕南归，五月舟过扬州。然此册整体书风尚未达到八十及之后的那种老辣状态，仍有丰腴饱满之貌，所以仍将此册定于北上时书。通过此册，不仅可以探讨董其昌的书学观点，而且可以考鉴一些作品的流传情况。
一、帖考
参考容庚《丛帖目》，再细核《宝贤堂法帖》所收颜真卿书，仅卷十有《太子太师颜真卿奉辞帖》一件。并无《颜家庙碑》《借米帖》《鹿脯帖》《八关斋会碑》这些。卷十一收有苏轼《柳十九帖（书赠柳仲矩）》，依次还有黄庭坚《与齐君书（齐君帖）》、米芾《扬清歌（白纻辞）》《杂咏》《祥瑞帖（符命帖）》、蔡襄《与知郡司门书（郊燔帖）》。以下逐件加以说明，以考察董其昌书写的状态。由于董其昌书古帖、古诗、古文经常有错漏之处，此册也不例外。故在括弧中标注原文。一、颜真卿《颜家庙碑》（与碑拓校对）：肃宗答颜真卿（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优着，学精百氏，艺绝六书。频擢甲科，屡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邹枚。载笔春宫，道高徐阮。（既而寿乖华发，器纡青云。）业载史臣，庆传令子。追存盛美，褒赠崇班（斑），且旌善于义方，俾扬名于有后。”《颜家庙碑》原文“肃宗批答”，董书改为“肃宗答颜真卿”，似为书写标题而改原文。其后又缺“既而寿乖华发，器纡青云”一句。若非一时看串列遗漏，则董氏为选择性节临。从此句内容看，意思是“寿命达不到华发年纪就去世了，器宇未能达于青云”，即“死得早，未能展现才华”。或许从高龄董其昌的角度来看，这句内容不太吉利，故省略不书。董其昌学书之初从颜真卿入手，一生提及多本颜书碑帖，所遗史料唯不见《颜家庙碑（颜惟贞碑）》。目前或有材料尚未公开发现，或是存世材料搜集不够全面。而此册所书，文字与《颜家庙碑》高度吻合。尤其是如下数例：“艺”写作竹字头；“科”的“斗”部两点横写；“升”起笔点划与竖撇相连；“追”字没有首笔撇点；“盛”字“成部”中间的横折钩划写作“丁”状；同有“芈”部的“美”“善”“义”三字，中间写作“工”字状；“扬”字的“昜”部长横贯穿两竖。这些都是《颜家庙碑》特有的写法。虽然如“优”“庆”“传”“褒”“后”等字，董其昌完全采取了自己的写法，还将“斑”写成了“班”，但是上述多种保留《颜家庙碑》特征的写法，仍然指明了此段系临摹自碑拓。这也说明了董其昌应该是临习过此碑的。（图一）
图一 唐 颜真卿 颜家庙碑二、颜真卿《乞米帖》（与《忠义堂帖》本校对）：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故令陈吿也。（真卿状。）
右颜鲁公借米帖。三、颜真卿《鹿脯帖》（与《戏鸿堂帖》本校对）：阴寒，不审太保所苦（复何如）？（承渴）已损，为（深）慰（驰仰）。病妻服药，要少鹿脯，（有新好者，）惠及数片（惠少许）。文殊赞（犹）未获，望于簏（文书）中，更（细）捡发也。寻驰谒不次。（十一月日，刑部尚书颜真卿状，李太保大夫公阁下。）右颜鲁公鹿脯帖。此处二帖也是节临并有改动。颜真卿《乞米帖》又称《借米帖》，与《鹿脯帖》都是董其昌非常喜欢的颜帖。如董其昌《容台别集》论书曾说：唐人行书欧、虞、褚、薛辈，皆有蹊径，学之辄易肖似。惟颜鲁公正书易学，行书难摹，如《争坐位》《祭侄文》《乞米帖》《鹿脯帖》《马病帖》《送明远》《送太冲》《赠裴将军帖》，皆宗右军而风神绝类，立于不测，令人转远。又说：
东坡云：“诗至于杜，书至于颜，能事毕矣。”……即颜书最传为《祭侄》《争坐位稿》《乞米帖》，皆无矜庄，天真烂熳。故杨少师、李西台、苏、黄、蔡君谟，皆宗之也。对《乞米帖》和《鹿脯帖》，董其昌认为都是神接王羲之的。由于颜真卿的楷书以正面取势，四平八稳，学习起来相对容易掌握其结体和位置。但是，也容易因此而陷入“如布运算元”的僵硬板刻状态。颜真卿的行书就不同了，有如王羲之书法那样有龙跳虎卧之姿，变化无穷，极尽自然，天真烂漫，想要临摹并学到真髓是很有难度的。董其昌所见《乞米帖》与《鹿脯帖》应该是后世摹本。《乞米帖》据宋欧阳修《集古录》记云：“此本墨迹在余亡友王子野家。子野生于相家，而清苦甚寒士，尝模帖刻石遗于朋友。”米芾《宝章待访录》记云：“右真迹，楮纸，在朝请郎苏澥处，度支郎中舜元子也。得于关中安氏，士人多有临榻本。此卷古玉轴，缝有‘舜元' 字印，范仲淹而下题跋。”可见北宋时，已有多个临榻本传世。后真迹遗失，帖刻于《忠义堂帖》，然不见“舜元”字印及题跋，应是以模本入石。（图二）图二 唐 颜真卿 乞米帖（忠义堂帖本）《鹿脯帖》情况比较复杂，历代也多有摹刻。著录首见宋米芾《书史》，刻本存《忠义堂帖》。《戏鸿堂帖》也刻有两个版本，并有《鹿脯后帖》。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记道：“昔颜平原鹿脯帖，宋时在李观察士行家，今为辰玉所藏。”辰玉即王衡（王锡爵子、王时敏父），其藏本很可能就是《戏鸿堂帖》刻二种《鹿脯帖》之一。（图三）刻帖后有董氏跋，亦收于《画禅室随笔》，云：“鹿脯帖真迹与宋榻本，不唯字形大小不伦，乃其文亦小异。宋榻，政自不足据也。” （图四）董氏所说的“真迹”是墨迹，很有可能就是指王衡所藏本。而“宋榻”则很有可能是《忠义堂帖》刻本，与《戏鸿堂帖》第二件《鹿脯帖》同。（图五·一、图五·二）他已经意识到所谓“宋榻”与“真迹”的书写、字形、内容都是有差异的。他将“宋榻”本放于次要位置，可见他相信第一件是更好的，或许就是源出于王衡所藏。两种《鹿脯帖》最大的文辞差异在于“（文殊）赞犹未获”这件事情，“宋榻”是置于求鹿脯前面的，且无“文殊”二字。以此为参照，虽然此册董其昌所书脱漏文字多处，但“文殊赞”出现在求鹿脯之后，显然与《戏鸿堂帖》第一件相似，也符合他推崇“真迹”的观点。图三 唐 颜真卿 鹿脯帖（第一本） 戏鸿堂帖本图四 唐 颜真卿 鹿脯帖、鹿脯后帖 董其昌题跋 戏鸿堂帖本
图五 · 一 唐 颜真卿 鹿脯帖（第二本） 戏鸿堂帖本图五 · 二 唐 颜真卿 鹿脯帖（忠义堂帖本）实际上，董其昌之后，世人对《鹿脯帖》又有了更深的研究。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了王衡藏《鹿脯帖》：“《鹿脯帖》，今在王辰玉家，非真迹。与《祭伯父濠州刺史文》并属一手书云。”他将王衡藏本鉴定为“非真迹”。汪砢玉《珊瑚网》记载：“帖有三本，字形大小不伦，其文亦小异。一云为天台谢玉所藏。一云有王冲隐题跋。王名持，字正叔，长安人。惜辰玉有帖而无跋。崇祯癸酉（1633）春三月二十五日，余获观《鹿脯帖》于金阊旅舍。无题跋。”汪砢玉见到的版本更多，他说的第一个版本或许就是元代周密《烟云过眼录》所载的“天台谢奕修养浩斋藏颜鲁公《鹿脯帖》”。第三个即王衡藏本，其特点就是他说的“无题跋”，显然有异于第二个有题跋本。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道：“宋搨《鹿脯帖》与三稿稍异，而沉毅激昂，力透纸背。书至此神矣。”则提出了与董其昌完全相反的鉴赏结论，他更欣赏“宋搨”本，而非墨迹本。此二帖于董其昌毫无疑问是非常推崇的，并对其书风产生过影响。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临颜苏书卷》，也书有《借米帖》《鹿脯帖》。（图六）款署为“己酉（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八月七日”，董氏五十五岁，书风更为丰腴饱满。而此册更为苍劲浑穆，确为老年书之佳者。二者《鹿脯帖》节录文字亦不相同，但都是《戏鸿堂帖》的第一件版本。台北故宫藏《杂书册》也书有《乞米帖》，约书于天启六年（1626）丙寅之后，是七十二岁后的作品。
图六 明 董其昌 临颜苏书卷 上海博物馆藏《乞米帖》后来应该是与他人交换或者出售了，但是他一直挂念在心：“余既失颜鲁公《送蔡明远帖》《借米帖》及杨少师《合浦散帖》《乞花帖》《洛阳帖》，遂欲焚砚。”以至于达到了搁笔不书，意欲焚砚的程度。又云：颜鲁公碑，书如其人，所谓“骨气刚劲如端人正士，凛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书，如《争坐位》《祭侄》《蔡明远》《刘太冲》《马病》《鹿脯》《乞米》诸帖，最为烜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盖以气格胜，磊磊砢砢，不受绳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痴人前不得说梦，说着如端人正士，便作运算元书，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诸天世界耶。可见，相较于颜真卿的楷书，他对其行书更为推重。因为颜氏楷书容易横平竖直，如布运算元，失于板刻之弊。世人学颜楷，又特意强调这种平正体势与颜真卿“端人正士”品行之间的关系，故更加僵硬，不得颜书气格。而《鹿脯》《乞米》二帖正是董其昌所推崇的颜体行书，他誉之为“磊磊砢砢，不受绳束”，所以能够“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容台别集》中，他还赞美颜真卿行书云：“鲁公书惟行体最佳，绝去唐人纤媚之气，余好之不减二王。”又云：“鲁公行书，在唐贤中独脱去习气，盖欧、虞、褚、薛皆有门庭。平淡天真，颜行第一。”可谓推崇备至。四、仿颜真卿《八关斋会帖》书高适《金城北楼》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其昌仿颜鲁公八关斋会帖。此段系董其昌仿书，内容为唐代高适《金城北楼》诗。其自述书法风格系仿颜真卿《八关斋会帖》。《八关斋会帖》是董其昌推崇的颜楷之一，但是文献记载中他的评价较少。《容台别集》载：“因观颜鲁公《田神功八关斋会记》，拟其笔意书此经。米元章重颜行，而不许颜真书，故无楷行世，亦是缺陷。张长史《郎官壁记》，乃狂草之筑基也。”由这段董氏自述可知，他在创作书作前经常会追摹《八关斋会帖》的笔意。并举出米芾只推崇颜真卿行书，而批判颜楷，导致了米芾本人没有楷书作品传世。他将此碑对颜真卿的地位比作《郎官石柱记》对于张旭的地位，意即此碑是颜真卿行草书的筑基之作。此册所书，内容虽是唐诗，但与文献中所记那样，都是模仿《八关斋会帖》的笔意所书，正可相互印证。以上四段，均不见于《宝贤堂帖》。考《宝贤堂帖》仅第十卷收《太子太师颜真卿奉辞帖》一件而已。故此四段仿颜书不在册末款署所说的“客有持《宝贤堂帖》见示，遂为临此”之列。五、苏轼《柳十九帖》（与《宝贤堂帖》校对）：柳十九仲矩自共城来, 持太官米作饭食我, 且言百泉之奇胜, 劝我卜邻, 此心飘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十七日，东坡居士书。此帖内容见于苏轼《东坡志林》卷九，其年月为元佑三年（1088）九月。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记载此帖，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二月十二日：“雷雨如注，方丈室携卷来，乃坡公迹也……”并载淮南马玉麟、醉竹生项汝玉二跋。其中马玉麟跋云：“此东坡先生真笔，浓颖积墨，挥洒神奇。”定为苏轼真迹。项汝玉跋则说：“当时不摹勒于石而竟以墨迹流传后世，摹者岂遂无匠巧之工邪？”李日华遂驳斥道：“此书已刻晋府《宝贤堂法帖》中，而此跋云云何也？”李日华记载还有虞集、华亭管时敏二跋，但是“俱浪语非真”。他还说此卷印章极多，摘记了一些，如“陈深”“宁极斋”“华皋”“海虞吴思庵图书印”“巴西邓氏善之”“白玉堂史”“奉华堂印”“高丽物”“越袁桷氏”“松寥阁”“杨氏家藏”“真实居士家藏”“快雪堂”。从这些印章可知，此帖在元代曾经邓文原、袁桷等名家收藏，下至与李日华同时期的冯梦祯（号真实居士、快雪堂）递藏。李日华知《宝贤堂帖》所刻，故见此卷便得知为何物。冯梦祯为董其昌好友，其藏品多经董氏过目。其后，孙凤《孙氏书画抄》亦记载此帖，名为《苏黄米蔡真迹》。在苏轼帖中，此帖的著录不算多。但从《宝贤堂帖》刻制，到李日华、孙凤的鉴定，应该是一件真迹。此册董其昌临摹全篇，无一字错讹。（图七）图七 北宋 苏轼 柳十九帖 宝贤堂帖本六、黄庭坚《齐君帖》（与《宝贤堂帖》校对）：庭坚顿首，两辱垂顾，甚惠。放逐不齿，因废人事。不能奉诣，甚愧来辱之意。所须拙字，天凉意适，或能三二纸，门下生辄又取去。六十老人，五月挥汗，今实不能办此，想聪明可照察也。承晚凉遂行，千万珍爱。象江皆亲旧，但盛暑非近笔研时，未能作书，见者为道此意。齐君足下，庭坚顿首。此帖今仍存台北故宫，为《宋四家书卷》之一幅。（图八）有明代“景父项氏韫韇图书”朱文墨印、“绍勋”朱文葫芦印，清初曹溶、安岐、毛九畴、张镠等人藏印。著录于《孙氏书画抄》《墨缘汇观》《大观录》《石渠宝笈三编》等。并刻入《宝贤堂集古法帖》《泼墨斋法帖》《渤海藏真帖》《翰香馆法书》《唐宋名人书》《平远山房法帖》等。此册中董其昌临摹全篇，无一字错讹。（图九）图八 北宋 黄庭坚 致齐君尺牍 台北故宫藏
图九 北宋 黄庭坚 齐君帖 宝贤堂帖本七、米芾《李白< 白纻辞>》与《杂咏》（与《宝贤堂帖》校对）：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且吟白纻停绿水，长袖拂西（面）为君起。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玉颜满堂乐未终，馆娃日落歌吹濛。
弦歌兴罢拂衣还，弃米何尝有俸钱。恩自大钧能遂物，只应访药是优贤。此段内容共两首诗，向有当做米芾《杂咏》诗的。如明代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清陈焯《宋元诗会》等。其实前首是李白《白纻辞》，即《子夜歌》。多个李白诗歌集都有收录，米芾只是书写而已，遂被后世误以为米芾诗。包括容庚《丛帖目》载《宝贤堂帖》也名为《前无为军米芾扬清歌七古》。董其昌此册临写自《宝贤堂帖》，将“面”误为“西”字。董其昌曾不止一次临写此段，如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记载《董文敏临蔡苏黄米帖册》与《董文敏杂书禅偈歌诗卷》均有。陆时化校对仔细，指出前者将“大钧”的“钧”字误书为“均”字。这些董书应该都出自对《宝贤堂帖》的临摹，说明董其昌手头是有这套刻帖的。（图一〇）八、米芾《祥瑞帖》（或称《符命帖》）（与《宝贤堂帖》校对）：（祥瑞。）中岳外史米元章致爽轩书。黄帝以圣德治天下，景星见。其星如半月于中天，自晓没于南极。帝尧，百兽舞，凤凰翔，廷生五色瑞芝。民之子八九老人，击壤而歌之。帝舜，庆云现，寿星在弧南极，常以秋分之际现于景，春分之旦没于丁。天下承平，万姓乐业，四海晏清。此段内容称为《祥瑞帖》（或称《符命帖》），收于米芾《宝晋英光集》中。董其昌此册临自《宝贤堂帖》，省去“祥瑞”二字。其余书写均无错漏之处。（图一一）
图一一 北宋 米芾 祥瑞帖 宝贤堂帖本九、蔡襄《郊燔帖》（与《宝贤堂帖》校对）：十一月廿八日，襄顿首。别已经年，每疏驰问，但极瞻歧（跂）之怀。人至承书，窥揽辞意，益胜感著。夏闻郡事清闲，总适神情，自有高趣，仰羡仰羡! 郊燔甫，近天气变寒，唯眠食受（爱）摄，副此远想，不具。襄再顿首（拜）。（知郡司门足下。）按：一〇五三年，故宫博物院藏。蔡襄《郊燔帖》（又称《司门札》），今藏故宫博物院。（图一二）有清初安岐藏印，其《墨缘汇观》卷一著录为《八帖册》其四。钤有“王延世印”，王延世是晚明一位将军，与董其昌为书画鉴藏好友。
图一二 北宋 蔡襄 郊燔帖 故宫博物院藏此帖不仅刻入《宝贤堂帖》，而且刻入董其昌友人冯铨的《快雪堂帖》。按理，董其昌应该见过此帖。此帖后又经《大观录》等著录。此段系董其昌临自《宝贤堂帖》，他将“跂”写作“歧”，“爱”字写法特别，导致董氏写为“受”字。而将“拜”字写作“顿首”，且略去最后一行上款文字。（图一三）
图一三 北宋 蔡襄 郊燔帖 宝贤堂帖本以上临仿苏、黄、米、蔡四家帖，俱出自《宝贤堂帖》卷十一，则符合册尾款识所说。
二、董其昌的书学观点
董其昌学书，在选择临习物件方面是很讲究的。他的学书过程，《画禅室随笔》曾有论述：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舎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喆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董其昌开始发愤临池，是由于十七岁那年书法不佳而使考试名次屈列第二。他十七岁从临习颜真卿《多宝塔碑》入手，二十三岁前应该还学过颜氏《麻姑仙坛记》。董其昌以颜真卿作为书法入门，是晚明人品和书品的品评时风所定的，尤其以项穆《书法雅言》论“心相”为代表。初学书法要以端庄浑厚之审美来培养忠义直亮之品格。如董氏论颜书：“颜清臣忠义大节，唐代冠冕，世人以其书传。蔡元长书法似米南宫，以其人掩书，两伤双美，在人自择耳。”又如：“颜常山兄弟忠义大节，惟褚河南不愧。而鲁公书法郁勃奇宕，不似登善瑶台婵娟，姿媚自喜。盖书法本同工力，但鲁公以艰危增其气耳，又不知河南入长沙后，书更如何也？”都是强调了颜真卿书法与他的人格魅力之间的关系。董氏学习的颜帖很多，上文已有列举。其他如《宋广平碑》《大唐中兴颂》《书朱巨川告身》《自书告身》等作品。他认为“惟颜鲁公行书了无定法”，又能“险绝为奇”，是直入王羲之门庭堂奥的。颜体结体宽博方正，正面取势，饱满浑厚。董其昌天生气质秀润，学习颜体对其腕弱的缺点可加以矫正。董其昌将颜体的敦实厚重与飘逸华美结合，结体以多变偏欹来减少板刻面目，从而创造了自己的书风。如董其昌《临颜苏书卷》，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十五岁时，是其中年力作。而此册学颜体已入老年化境，既能行书，又能楷书。笔法轻松，墨色浓淡自然，在变化中愈显炉火纯青。宋四家也是董其昌专注学习的物件。其中学苏、黄两家，不仅因为两家的书法魅力，而且两家都属“唐宋八大家”之列。而董其昌是晚明“唐宋派”的有力支持者，对苏、黄的人格、文章都有强力的欣赏。他将苏轼的人格与颜真卿相提并论，如：“苏子瞻尝恨颜鲁公忠义大节，唐世伟人，而与书画者流同置评论。此自有识。然子瞻书法妙绝当代，墨竹一派，出文湖州。五百年来称为独步，文章气节，不以书画掩。”又如：“黄山谷评东坡先生书，谓其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当为宋朝第一。东坡先生谓颜鲁公忠孝大节，乃令人与书画小人并称，可为一恨。”都是这方面的评价，亦可谓推崇备至。对苏书，董其昌认为其姿媚似徐浩，其原因是早年学习王羲之《兰亭序》的缘故。通过苏轼，董其昌也是可以连接王羲之的。他说：“今人学《怀仁圣教序》《十七帖》尤谬。其自信不谬者，去书道转远。东坡书时有态，特用偃笔，不能提笔，故有墨肥之诮。自元人后，无能知赵吴兴受病处者，自余始发其膏肓，在守法不变耳。”可见董其昌的书学观念里，对直接学习王羲之而得其表面模样的人是批判的。他认为苏轼学习王羲之是得其神髓的，唯有用“单苞”法造成的“偃笔”（即如今人执硬笔的欹侧姿势）造成了结体“左秀右枯”，字形偏扁而用墨丰肥，被讥诮为“墨猪”。而赵孟俯虽然形似王羲之，但是“守法不变”，反而成为一种缺点。对苏书的缺点，董其昌也有清楚的认知：“东坡偃笔，虽形类颜，失在用笔矣。其学王僧虔亦然。”在学苏书这点上，苏轼的肥厚也能补足董其昌秀弱之气，并为他脱离学二王带来的束缚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他学苏书绝不学其侧卧的笔法和宽扁的结体，而是用中锋运笔来补足。对黄庭坚其人其书，董其昌也持有差不多的看法。他曾论苏、黄二人道：“今日偶读山谷老人题跋，随意书数则。其推挹东坡，千古交谊可想。李伯时、米元章皆叛公于追论元佑党籍之日。当时物论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世人以须臾富贵而卖友排贤，至有助之羽翅而反戈相向者，其于忠孝大节何有也？”他论黄庭坚的品格，即以二人师生情谊，始终不背叛为判断标准。就书法而言，黄庭坚能在老师苏轼的笼罩下另辟蹊径，也显示了非凡的卓识与创造力。董氏还论云：“‘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山谷语与东坡同意，正在离合之间。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耳。”守法不变的“书家奴”得到批判，董其昌再次强调了学古思变的重要性。对二家的书风，董氏论其差异云：“至东坡之书，学者独易为近傍。鲁直如食橄榄，回甘自喜，犹偏至之技耳。”他对黄书的缺点也是非常明了的，认为黄书主要是靠技法取胜。因此，他学习黄书很少取其形似，而是取其意趣。此册中临黄书的部分，距离黄庭坚的本来面目也是最远的。“宋四家”中对董其昌影响最深的当然非米芾莫属，讨论的古今学者已经非常多。米芾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富于变化，如董氏就曾将其与赵孟俯相比突出这点：“是日，海上顾氏以米襄阳真迹见视，余为临此。大都米家书与赵吴兴各有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有以也。吴兴书易学，米书不易学。二公书品，于此辩矣。”赵孟俯书法虽然中规中矩，但是有法可循，是很容易学习的对象。而米芾书法如风樯阵马，变化莫测，是很难学到精髓的。董氏又评论道：“然自唐以来，未有能过元章书者。虽赵文敏，亦于元章叹服曰：‘今人去古远矣。’余尝见赵文敏作米书一册，在吏部司务蒋行义家，颇得襄阳法。今海内能为襄阳书者绝少。”这段书评犹见董其昌对米书的赞赏之情。言下之意，米芾不仅是宋代第一人，更是绍武唐人，超越赵孟俯的大师。董氏曾坦言：“余尝临米襄阳书。于蔡忠惠、黄山谷、赵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临尺牍一篇，颇亦相似。又及苏文忠，亦余所习也。元人作书，径以苏文忠、赵文敏为得二王法，不及米漫仕，其持论如此，必有知其解者。”其论颇为米芾抱不平，他曾将米芾的风格描述为：“元章当缘匠心巧思，钻研晋唐真迹，夺其神情，不拘格辙，故为独步，渐可议者，每一下笔，云花满眼。”而董氏领悟米芾书法的优点是“在无一实笔”，“以势为主”，其缺点在于“欠淡”，而“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淡”作为董其昌最重要的审美观点，贯通于书画各方面。他正是用“淡”来化解米书变化过多带来的的矫揉做作，并将之与二王书法熔铸一炉。他所想达到的目标，也是要和米芾那样“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蔡襄是“宋四家”中董其昌学习最少的。他曾论蔡襄与苏轼为人的差别云：“蔡忠惠公进小团荼，至为苏文忠所讥。谓与钱思公进姚黄花，同失士气。然宋时君臣之际，情意蔼然，犹见于此。且君谟未尝以贡茶干宠，第点缀太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东坡书欧阳公滁州二记，知其不肯书《茶录》，余以苏法书之，为公忏悔。”这里牵涉到蔡襄进贡福建小团茶的故事。苏轼以此事论蔡襄有媚上的行为。因此，苏轼愿意书写欧阳修的文章，却不愿意书写蔡襄的《茶录》。蔡襄书法在“宋四家”中最乏个人风格，董氏一般都是捎带学习，作为学颜体的阶梯，而更多自我发挥。由此册学蔡书部分也可看出这种倾向。另外，上海博物馆藏万历丁巳（1617）董其昌《行书临宋四家书卷》（图一四），也书有蔡襄《郊燔帖》、黄庭坚《垂顾帖》。台北故宫藏《临宋四家书卷》，先后两次书写米芾书《李白< 白纻辞>》与《杂咏》。可知《宝贤堂帖》所刻的这几件帖，对董其昌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图一四 明 董其昌 行书临宋四家书卷 上海博物馆藏
三、历代鉴藏
此册后有沈荃（1624-1684）、高士奇（1645-1703）二人题跋。沈荃跋言：“诸名家书，皆尽态极妍，至思翁遂不觉有观止之叹。总缘天骨秀逸，造诣深至，如大士化身，无不具神明之观也。是在善鉴，岂曰阿私。癸丑（1673）仲春之朔，充斋筌力疾漫识。” 沈荃，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顺治九年（1652）探花，授编修，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卒谥文恪。学行醇洁，尤以书法名世，他的书法远师米芾而脱胎于董其昌的“香光体”。他不仅是康熙年间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并且成为康熙帝的书法老师，对“香光体”在清朝的地位确立有着重要作用。在这段题跋里，沈荃品鉴的用语不多，却非常值得玩味。他赞美了董其昌出神入化的临仿能力，称之为“尽态极妍”，并发出观止之叹。董其昌的书画临仿，曾多次被学界讨论。董氏托名“临仿”，实际上大多时候都是“借古开今”。他主张要做“透网鳞”，一方面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却要突破传统，从而实现艺术的创新价值，而非简单的风格抄袭。艺术创造是需要天赋的，就如沈荃说董其昌“总缘天骨秀逸，造诣深至”，骨子里天生的秀逸气质是创造的根源。至于各家各派、各种风格，董其昌都能够融会贯通、为我所用。高士奇跋说：“此文敏公得意书，前后凡十纸八十一行。临诸家，各尽奥妙。有明一代书家自公出而尽掩，前人即元之松雪翁亦当退避三舍，所谓‘山川灵气萃于笔端也’。康熙癸酉（1693）十一月十日，书于简静斋，江村高士奇。” 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谥文恪，浙江钱塘县（今属杭州）人，祖籍余姚（今浙江余姚）。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赏识，官詹事府詹事，任“南书房行走”差使，康熙二十八年（1689）解职归里。高士奇备受康熙帝信任，康熙自言：“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着有《春秋地名考》《左传纪事本末》《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等。高士奇这段题跋表达的意思与沈荃相似，“临诸家各尽奥妙”，显然是超越了形似的临摹。同时他也认为董其昌的书法是明代第一人，是超越赵孟頫的。高士奇对董其昌的书画是有着崇拜之情的，他一生过眼或收藏的董其昌作品多达数十件。并且在康熙帝与高士奇的君臣生涯中，康熙帝也深受高士奇的影响。高士奇将此册著录于《江村书画目》。此册属于“永藏，真迹，神品”，可知是他的心爱之物。之后就一直在高家珍藏，直到高士奇的孙女高祥嫁给张照。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江苏娄县（今属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雍正十一年（1733）官刑部尚书。雍正十三年（1735）因抚定苗疆无功，被革职拿问。乾隆七年（1742）复任刑部尚书，乾隆十年（1745）卒，谥“文敏”。故与赵孟頫、董其昌并称“三文敏”。康熙五十四年（1715）张照二十五岁就入直南书房。册尾有“奁廿三号”四字，上钤“高祥”白文方印。康熙对高士奇恩宠有加，对其子高舆，以及其孙高岱、高衡也很厚爱。青年张照就以其才华深得康熙恩遇，虽说与其外公王九龄、伯父张集等人有关，身为高士奇孙女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康熙五十年（1711）春，张照娶高祥为妻，陪嫁就有不少书画。此时高士奇已经去世，故“奁廿三号”四字更有可能是高祥整理陪嫁物品时亲笔所书，否则她也不敢将自己的印章直接压在祖父的字上钤盖。且此四字与高士奇真迹相比，笔迹较为秀弱，当是比较罕见的高祥亲笔。传世书画有此“奁”字编号的，应该都是高祥的嫁妆。册上还有“得天”朱文长方印，“张长卿”白文方印，“清河郡记”朱文方印，都是张照的印章。之后，此册很有可能是由张照进呈给乾隆，时间当不会早于乾隆七年（1742）他复任刑部尚书前后。其后，乾隆帝钤盖石渠玺印，并养心殿的殿座章。又，所钤“乾隆御赏之宝”“乾隆御览之宝”两个朱文方印较少见，是乾隆早年用印。后来他常用的是“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故可知此时的乾隆尚未固定“五玺”的钤盖方式。《石渠宝笈》卷十“贮养心殿一”著录云：明董其昌临诸家帖一册，上等寒六，朝鲜笺，乌丝阑本。行楷各体书临颜真卿书四则，苏轼、黄庭坚、米芾书各一则，蔡襄书二则。款识云：“广陵舟次，客有持《宝贤堂帖》见示，遂为临此。董其昌。”下有“宗伯学士”“董玄宰氏”二印。又“松雪山房”“抱瓮翁”二印。又前有“清河郡记”一印。首幅前有“肇锡余以嘉名”一印，下有“观雅”“樵”字半印二。后有“得天”一印。第三幅有“张长卿”一印。第七幅有“高祥”一印。末幅高士奇跋云……又沈荃跋云……又“奁廿三号”四小字，上钤“高祥”一印。册计十幅，幅高八寸，广九寸六分。《石渠宝笈》的编者仅作著录，并没有细究一些资讯。如“松雪山房”和“抱瓮翁”印章，都是高士奇的印章。而有关高祥书“奁廿三号”也没有探究。在帖的数量上记载有误，应该是苏、黄、蔡书各一则，米芾书二则，而非“苏轼、黄庭坚、米芾书各一则，蔡襄书二则”。此册又经嘉庆帝鉴赏并钤盖玺印，应是在晚清从清宫流出，又入私人藏家之手。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卷一著录：按《石渠宝笈》卷十养心殿藏，有明董其昌临诸家帖一册，“朝鲜笺，乌丝栏本，行楷各体书临颜真卿书四则，苏轼、黄庭坚、米芾书各一则，蔡襄书二则，款识云：‘广陵舟次客有持宝贤堂帖见示，遂为临此。’”附记于此以供参证。他抄录了《石渠宝笈》的记载，但是并未注意到内容中数量的错误。提到的“朝鲜笺”在董其昌的笔下经常出现。应该是一种用高丽皮纸砑光打磨制作而成的书画纸。由于有胶矾砑光打磨，这种纸质光滑平整，对笔触表现清晰，墨色的表达也非常通透。有时候，这种“朝鲜笺”也与“宣德镜面笺”混淆在一起，其呈现出墨色光鲜、莹润通透的艺术效果是相似的。董其昌偏爱这种材料，凡是用这种材料创作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精品、杰作。总之，这件董其昌《临诸家书法册》书于董其昌晚年，书艺高超，炉火纯青。不仅反映了董其昌的书学观念，而且可以探讨收藏家的鉴藏观念。同时，此册曾是高士奇、张照等人的心爱之物，并经乾隆帝摩挲赏玩，也成为清宫收藏聚散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