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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先生虽然是浙江人，但他骨髓里就与陕北浑厚、苍茫而通达的内在精神相通，他的绘画植根于陕西这一广袤土地，抓住了陕北人的憨厚、纯朴，深入而真切。作为“黄土画派”的创始人，刘文西先生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艺术契合点，以陕北农村、风情、民风、陕北的黄土作为基点，并与新中国革命史相连，具有史诗般的艺术能量，使得“黄土画派”在正气的前提下，散发了无穷的能量。
20世纪90年代，刘文西先生在中国美术馆办过一次个展，展览很成功，生前他希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举办一次个展。刘文西先生去世后，陈光健老师以及刘文西先生的家属、学生，也都有这样的愿望，这是举办此次展览的缘起。此次大展自开幕就轰动了美术界，观者络绎不绝，展期一再延长。于我而言，策划、组织这个展览绝不仅仅意味着完成一件工作，我将之视作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是近乎狂热地投入工作，绝不会放弃能够促成展览的任何一种可能、任何一次机会，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工作环节、任何一个展陈细节存在疏忽或者纰漏。事实上，“艺术为人民——刘文西艺术大展”的成功举办，比我完成一件满意的画作更重要、更有价值。在展厅里，我经常看到，很多观众往往会在刘文西先生的作品前驻足很长时间，他们甚至会长时间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凝视、沉思，是刘文西先生的艺术打动了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展览是成功的。
为促成“艺术为人民——刘文西艺术大展”，我曾赴西安与陈光健先生有过一次畅谈，不仅落实了展览，也促成了陈光健老师决定把刘文西先生的经典之作《东方》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并永久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大厅。据陈光健老师说，为完成这件作品，刘文西先生精心构思、数易其稿，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激情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和心血，无论精神还是体力都达到了极限。因此，这件作品无论在刘文西先生的艺术创作中，还是在新中国美术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在精神的层面上，这件作品一方面完美展现了刘文西先生为人民而创作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更是完美展现了领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人民奋斗的革命精神。近观作品，刘文西先生细致刻画的四位伟人的面部表情精微入神，其他部分则用传统大写意的笔法勾勒而成，拙厚、粗犷的线条恰到好处地支撑起整个画面，使这件作品既有精到的细节又不乏整体的气势，工写兼备、收放自如，充分体现了当代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的高度。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刘文西先生在第一次听王琦先生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就确立了“艺术为人民”的艺术思想。他后来回忆：“虽然当时我年龄不大，但这个理论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我知道了文艺是什么，知道了文艺与人民、与革命、与政治的重要关系。”终其一生，刘文西先生对人民、对领袖都有着深沉而真挚的感情，在当代中国画家中，刘文西先生画毛主席，可以说是最多的、也是最为成功者之一，他画的毛主席形象会让人感觉亲切，更有领袖风采，他以严谨准确的造型传递出伟人的伟岸、威严、慈祥的神情与亲和力，以及运筹帷幄的智慧。刘文西先生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是他以先觉先行的艺术行动、以充沛的精力，再加上真挚的情感走进了毛主席曾经生活战斗的地方——延安。他看到了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和用过的物品，看到了毛主席在延安的一些生活记录，也听到了很多与主席相关的故事，这会对他的心灵有一种触动。因此，他创作时自然抓住了毛主席的“神”，并自然地画出了毛主席的“神”。刘文西先生早期的代表作《毛主席和牧羊人》影响非常大，毛主席当时看到了这幅作品并说：“文西画我很像，他是一位青年画家。”这是伟人对他作品的肯定。
刘文西先生有一段话，我想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为人民而创作，就要逐年建立起与人民血肉相依的情感，逐年到生活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去激情创作，逐年不断地累积经验去提高创作。创作是艰辛的，当一个好的画家更是千辛万苦的，只有画家长期融入生活和人民相处以后，才能懂得为什么人画画、怎样画画。只有把生活和人民放在心里的画家才能画出人民欢迎的作品；只有为人民画出丰厚的优秀作品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欢迎。作品是画家的生命，精品是生命中的生命。画家靠画来说话，画是献给人民的也是献给历史的，作品的优劣只有人民和历史才能给其定位，因为人民和历史总是最公正的。作为画家也应该是最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人，应该是最有思想的人，应该是最勤劳、最勇敢、最吃苦的人。”
让我们以此共勉！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