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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到60年代初，我国派遣了30多名留学生到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学习和进修油画、雕塑、版画、舞台美术和美术史论专业。这些在国内已有基础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经过5至6年的正规学习，回国之后，在我国美术教育和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油画家罗工柳、全山石、肖峰， 雕塑家钱绍武，版画家伍必端，美术史论家邵大箴、奚静之等。邵大箴、奚静之伉俪于1955年派往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为祖国而学习。1960年回国后，他们深耕在美术史的领域，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美术史学者学习西方美术史，同时，他们相濡以沫、互相砥砺，在美术史论的领域里开创既相同又十分不同的天地。
邵大箴与奚静之的青春岁月（1961年结婚时的合影）
邵大箴和奚静之的成长之路
邵大箴，1934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省镇江丹徒，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他在丹徒谏壁农校学习，之后进入镇江师范学校，因成绩优异，1951年被保送到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学习于1954年被选留苏，进入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邵大箴从小的物质生活虽不富裕，但家里收藏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四大名著以及其他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从小受文学的熏陶和在师范学校中文系的学习经历，为他以后撰书立著和形成自己的美术理论风格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1954年，邵大箴的选拔留学生考试准考证
1955年至1960年，邵大箴求学于列宾美术学院，学习了系统的艺术史论知识。1960年，邵大箴从列宾美术学院毕业回国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从1980年代起，他不只研究艺术史论，还作为一名国画家，按照自己的美学观点进行艺术创作。当然，邵大箴在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地参与其他的艺术活动，例如担任《美术研究》主编，《美术》杂志主编，《世界美术》杂志负责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和双年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总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第一版副主编、第二版和第三版主编等。他的工作对当代中国美术理论的梳理、总结与创作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60余年的艺术史论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邵大箴撰写并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实主义艺术、中西方艺术的发展与相互影响的文章与书籍，发表了对诸多艺术家作品的评论。著有《现代艺术辞典》《西方现代美术思潮》《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论文精选精评·艺术卷》《西方美术欣赏》《古代希腊罗马美术》《雾里看花·中国当代美术问题》《美术，穿越中西:邵大箴自选集》《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 邵大箴卷》等，与奚静之合著有《外国美术名家传》《欧洲绘画简史》，译有德国美学史家、考古学家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1717—1768)的《论古代美术》和《希腊人的艺术》等。
1935年奚静之出生于江苏常州市一个医生的家庭。中学时代广泛涉猎苏联文学，1953年中等师范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时中国教育部正选派优秀学生前往苏联深造。去苏联留学是那个年代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1954年，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奚静之得到了一个机会，参加留苏考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安排进入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经过一年的俄语强化，1955年和邵大箴一起被选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论。
在苏联，奚静之接受了系统的美术史论学习，开阔了视野，影响了奚静之的人生道路，也决定了她终身为之努力的学术方向。1960年奚静之以《苏联肖像画研究》论文毕业，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外国美术史。在此后的岁月里，奚静之耕耘在讲坛，并参与《欧洲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的编纂工作。此外，她还主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系的工作，组织《装饰》杂志的复刊，编写《苏联美术史》。
俄式美学教育中的不同面向
关于这段留苏时光，邵大箴曾回忆道，“5年间，除文、史、哲的学习科目外，在前3年每周用两个上午的时间接受美术实践的训练，学习素描、速写、水彩、雕塑制作技巧”。在邵大箴之后的工作生活中，包括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水墨画创作，这些所学课程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留学苏联的生活是充实而丰富的，他学习的课程包括世界各个民族的建筑、油画、雕塑和实用美术。在邵大箴看来，学院的亚洲艺术史的教学相对较为薄弱。据俄方文件得知，列宾美术学院的东方艺术课程的教师队伍，是由高水平的专家、教师、博物馆研究人员和著作颇丰的学者所组成的。
列宾美术美术学院的教学是严谨的，也是多元的，它的教学鼓励同学间拉开差距，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展开研究。因此，同在一个学校的美术史系学习，邵大箴和奚静之选择了不同的偏向，邵大箴选择了古希腊罗马艺术，奚静之把视角伸向了俄罗斯美术。
邵大箴对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研究，来自于安娜·彼得罗夫娃·丘波娃。安娜·彼得罗夫娃·丘波娃是古希腊罗马艺术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她从1945年开始任教于列宾美术学院外国美术教研室，讲述古希腊罗马艺术。1955年入学的邵大箴，在安娜·彼得罗夫娃·丘波娃的指导下，出色地完成了每学期的论文作业，用邵大箴自己的话说“每篇论文写作几乎都是对一件艺术经典名作从表现形式到主题内容的解读与分析。”同时，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了3次重要的艺术实践，加上他在1959年去莫斯科、基辅等地收集的论文素材，让他把毕业论文题目定名为《关于苏联博物馆藏的罗马头像》。
1959 年，邵大箴在乌克兰基辅博物馆藏《罗马青年》雕像前留影，为毕业论文《罗马青年人肖像考证》搜集素材时拍摄
苏联美术史的继承与中国美术史系的发扬
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末的100年中，中国美术经历了两次留学浪潮。第一次留学浪潮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留学的国家是日本和西欧。从这个时候开始，留学生带回外国美术的先进经验，打破传统中国画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了中国艺术的传统模式，开始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个留学浪潮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这个时期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建设都是学习苏联模式，新中国美术也不例外。这个时期国家采取了“引进来”和“派出去”的方针，“引进来”是在中国办了两个班，即1955年——1957年的马克希莫夫油画训练班和1958年——1959年的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它们都由文化部领导，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办。“派出去”是从1953年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先后派出了33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
1956年，与时任列宾美院院长奥列施尼柯夫交谈 左起:全山石、邵大箴、钱绍武、奥列施尼柯夫、奚静之
两次公派留学对20世纪中国美术影响深远，邵大箴、奚静之伉俪作为“派出去”的学生，他们学习了苏联美术史研究的先进方法论，并带回到中国。对此，邵大箴、奚静之不约而同的表示，用“请进来”和“派出去”的办法学习俄罗斯美术的经验，对我国美术教育体制特别是学院油画教学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邵大箴回国后从事的美术史论研究和教学分为三个部分：西方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和美术思潮研究，现当代中国美术研究。缘于留学苏联的背景，加之其在中国美术界的行走，邵大箴兼有东、西方的学术背景，这使其能相当自觉地规避两种在时下仍颇有受众的极端主义倾向:一是视“国学”为尽善尽美，力诋西学为“夷技”;二是认为中国既有学术皆为糟粕，而奉西方某学某说为圭臬。从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在涉及这类问题表述时，往往既重视西方的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叙述逻辑，又强调对中国传统治学方式的系统传承;既明确要培养宏大的理论关怀，又坚定地把相关的关怀根植于具体且个案式的历史研究之中，为他的学生进行美术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如今的邵大箴和奚静之，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他们退岗不退休，仍然在平淡的岁月里坚持对美术史的研究，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美术史的建设。除了出席必要的美术活动，邵大箴把精力用到了水墨画的创作上。他的山水画，用他女儿邵亦杨的话讲“就是那么随性而越来越有法度地画出来的”。行走在美术界60年，邵大箴先生的水墨艺术是建立在他对于当代中国画创作趋向思考和绘画理论体系构建基础之上的理论总结。而作为伴侣的奚静之，成了那个最铁的“粉丝”。除了研究她挚爱的俄罗斯美术，其余时间一直和邵大箴相偕在美术界行走。陈寅恪先生在论及思想创新之可能时曾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而邵大箴和奚静之，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深耕教坛，研究学术，他们赢得的尊重和满天下的学子，便是最好的证明。
